潮新闻客户端 陈建新

(资料图片)

资料图。据CFP。

我家老屋是一间茅草房。

在70年前的杭州，这是城市最底层百姓的栖居处，实在值不得用文字描绘和称道。然而，它庇护了我和我的家人，在我出生前它就存在，我12岁时它被改建，整整十几年。后来从大人们口中得知，这间茅屋是在1949年前建造的。

抗战前，为了躲避村霸的欺压，我爷爷奶奶带着我父亲和叔父、小姑从萧山沙地来杭州，在七堡谋生。

上世纪30年代末，日本鬼子打进杭州，我父亲跟随我爷爷和奶奶逃离杭州，前往江西上饶避难。那时候我父亲才十几岁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我爷爷和父亲从未告诉过我在上饶逃难的艰苦岁月，但幼年时我爷爷哄我吃饭，夏天时用红苋菜卤淘饭，让白米饭变成了红米饭，他以此来引诱我吃。

红米饭是江西特有的稻种，他们在江西时吃过这种红米饭（我有一次去江西，曾经在饭店特意要了一碗红米饭，发觉这种米饭很粗糙，并不好吃），可见我爷爷记忆中对上饶还是很有感情的。

日寇投降后，父亲全家回到了杭州，买下了位于南星桥的这间茅草房，全家在此落户。

说到茅草房，喜欢点文学的人总会联想到杜甫在成都写成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：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。我却更喜欢《红楼梦》中第一回的八个字：茅椽蓬牖，瓦灶绳床。很文雅的语言，描写的却是曹雪芹创作《红楼梦》时的艰苦岁月。用前面四字来描述我家茅草房，非常准确。

我家的茅草房并不大，大约70多平方米。进去一间客堂间，用作全家吃饭和接待客人。正后方是我爷爷的卧室，西面里间住着我外婆，我姐姐与妹妹跟着外婆睡一张床，外间是我父母的卧室，也是我幼年时睡觉的地方。东面是灶披间，从使用上讲也可算两间，但没有隔断，朝南的是厨房，朝北的是杂物间。我父母结婚时我的叔叔还住在这里，后来他结婚了，兄弟两人分家，我叔叔搬到了凤凰山麓的馒头山，我奶奶跟随小儿子过，留下我爷爷跟着我父亲住在这里。

我外婆原来在我家旁边的新工房有一间屋，我舅舅结婚时，让给他做婚房，她自己只能挤入我家居住，同时也就自然成了我们姐弟几个的“保姆”。

茅草房很破旧，特别到了梅雨季节，常常是外面下大雨，屋内下小雨，我们跟着大人用脸盆和脚盆接漏进来的雨水。这时候，我父亲就要盘算在屋顶上加盖或者翻盖稻草了。冬天下雪，房顶上会积起厚厚的雪，我父母会坐卧难安，盼着雪赶快停下来。这时候，屋顶上一点点响动，都会让全家人胆战心惊。到了半夜前后，雪如果还在无声无息地下，我父亲就会走到屋外，架起梯子，爬上屋檐口，用特制的竹竿把雪扒下来，以免压塌屋顶。雪停后，积在屋顶的雪能化好几天，雪水洇下来，会在屋檐上结成很粗的冰檐，扳一根下来，就成了我们冬天的冰棍。我们把下雪天当节日，却一点也不能体谅父母担忧的心情。

冬天因为屋子不密封，室温偏低，过冬只能依赖冬衣。那个年代冬天好像特别冷，寒潮来临，寒风会透过屋子的空隙吹进来，深夜风大时，风声呜呜作响，有些瘆人。

我幼年时，与父母睡大床。我母亲在拱宸桥那边的浙麻上班，一周回家一次，所以我多数时间和我父亲睡一床。有时候父亲在单位开会迟回家，我一人不敢睡，爷爷在旁边陪我睡着才离开。

冬天的早晨，我们常常被迫赖在被窝里，外婆烧好早饭端到床头，我们吃完后，继续龟缩在被窝里。等到快中午，室外温度已经升高不少，我们才能起床。这样的“幸福”直到我上小学后结束。后来常常听人说，茅草房冬暖夏凉，非常宜居。我就在想，让你住一年茅草房，你还会这么说吗？

当然，茅草房并非一无是处，价廉是最明显的好处，所以穷人就和它结下不解之缘。

记得在我家周边，当年类似的茅草房不少。直到我们上大学时，我太太坐长途汽车来杭州，从绍兴到杭州的104国道边，一路上还能看到不少茅草房。可见当时宁绍平原上的农民都比较穷困，萧山特别明显。穷则思变，这大约是改开40年来萧山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原因之一吧。当年的南星桥尚属杭州城外，是体力劳动者的聚居处，所以多茅草房很正常。

茅草房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养狗不用挖狗洞，这是我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。

小学三年级时，我曾经养过一条中华田园犬，黑白花，很温顺，但我却给它取名虎子，一个很威武的狗名。这个名字来自峻青的小说《黎明的河边》，小说里有一条勇敢忠诚的狗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。为了纪念那条狗，我给我的狗取了同样的名字。

一般人家养狗，总是在墙角挖一个小洞，方便狗的进出，我家却不用挖，因为厨房里有好几个能让小狗进出的洞，它进我家第一天就找到了。这事虽然方便，但也留下了后患。虎子是母狗，几个月后它就开始发情。一到晚上，附近的公狗都来找它谈恋爱，它领着这些公狗在我家周边整晚转悠。

我父亲每天四点钟出门上班，虎子看见他，便热情地迎上来。跟在它后面的公狗们，也一起朝我父亲摇尾巴，把我父亲吓了一大跳。他后来担心邻居们晚上路过，也会受到同样待遇，让这些不认识的狗咬了怎么办？这是很自然会联想到的事。他越想越害怕，和我外婆商量后，终于决定把虎子送人。才读小学三年级的我哪有决定权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虎子离开我。

这大约是我读小学时最伤感的一件事。

与茅草房相伴的是煤油灯，那个时候并非家家都能用上电灯，一到晚上，加了玻璃灯罩的煤油灯便幽幽亮起，特别是冬季，吃晚饭的时候，煤油灯已经点亮。好在当时的小学不是全日制，半天上课，半天在家或到学习小组完成家庭作业，所以记忆中从未在煤油灯下做过作业。幼年时，我爷爷在煤油灯下给我讲薛仁贵征西和狸猫换太子的故事，煤油灯渐渐暗了下去，我爷爷就移开灯罩，把灯头上结起的灯花减掉，灯又亮了起来，这情景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其实我家的茅草房还有一个优点是大，这是我家一位邻居用艳羡的眼光看着我时说的，让我知道我家的屋子居然能够称为“大”。现在我才明白这大与小也是相对的，他住在新工房里，他家的小，才映衬出我家的大。

所谓新工房，是在建政初期，浙江第一码头发生一场大火灾后建造起来的灾民安居房，一共有16幢，我家东边有3幢，有好几位发小就住在这几幢新工房里。

平心而论，新工房建筑材料不错，砖瓦结构，每间房都有一扇玻璃窗（我家茅草房只有天窗）。但房子却出奇地小，一间房大约只有15平方米左右，安置一户人家。三家共享一个小厨房，没有厕所。一个墙门有六户，每栋房子由两个墙门组成。当年把新工房设计得这么小，只能归咎于建政初期国家的财政困难。

这样的一居室，如果是新婚夫妻，还能勉强居住，却让多子女的家庭犯难。

我的一位发小，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，全家六口人蜗居在这间屋子里。他们还小时，家里还能对付，室内搭一个小床，大一点孩子挤一挤，小的孩子则挤到父母的大床上。但等到他们进入青春期后，就不行了。我的发小家想的办法是搭阁楼。虽然这房子并不很高，但勉强能搭一个无法让人站直的阁楼，在上面可以设置一两张床。后来我知道，大多数新工房居民都先后用搭阁楼的办法应付子女成长带来的烦恼。

新工房的缺点不仅面积狭小，房间之间的隔离也只依靠一层薄薄的松木板，在靠近屋顶一米距离处，居然只用松木条编花纹做隔墙。所以居住的两家都需要再用纸板或者报纸糊一下，以便强化这种隔离，保护自己的隐私。但即使如此，这家人在室内说话，声音稍大一些，就会清晰地传到另一家的耳朵里。

与他们相比，我家的茅草房毕竟还有三个房间，四周又不与其他邻居共一个墙，这怎能不引起他们的艳羡呢？

我家的茅草房在1966年被改建为瓦房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为了这次改建，我父母筹备了很久，虽然中间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，但国家经济刚有好转，我家就开始这项“伟大工程”。重建房子需要向房管局备案，还需要购买建房材料。我看着工人们把新房建了起来。房子采用就地取材的方针，门前道地的土成了新房垒墙的材料，姐姐和我参加了挑土工作，把门口的泥土挑到正在夯的墙下。

新房把主要的卧室放到了东面，还在东墙上给两间卧室开了两扇窗。屋上用了青瓦，从此不再需要在下大雨时用各种盆子接雨水。更重要的是，水电也接通了，我家告别了煤油灯时代，用自来水也不再需要去附近挑水。家里还装了一个广播匣子，每天都能听到江干区广播站播送的新闻和天气预报，还有革命歌曲和八个样板戏。

那间消失了的茅草屋并没有让我留恋忘怀。毕竟改建后的屋子更亮堂更保暖，白天我能够坐在窗前看书做作业，晚上的电灯也让我不再害怕黑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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